蒙古制定新矿产法来治理矿产资源混乱开发

由于蒙古对许可证的发放缺乏有力的监督和规范的管理，大部分许可证已在私人矿主手中，而大矿、富矿的矿权则直接或间接地被受党派影响的少数大企业所控制。

在国际资源价格持续上涨和蒙古资源市场逐渐升温的同时，其它政治力量对矿权的争夺呈现表面化、极端化、扩大化、高层化、政治化。各派政治力量均强烈要求修改矿产法，期待通过矿权的部分国有化，重新分食大型矿山的巨大目标利益。某种程度上说，上述各种民众运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背景。 

近几年，全球资源能源问题日益凸显，资源、能源政策也成为各国外交安全政策的一部分，对国家战略层面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加强。

各经济大国对能源、资源的激烈争夺和国际资本大鳄的借机炒作直接导致了国际能源、资源价格的迅猛上涨，也促成了国际上“能源民族主义”、“ 资源民族主义”、“ 资源国有化思潮”的抬头。

受此影响，2005年以来蒙古出现了“健康社会公民运动”、“ 我的蒙古土地”、“ 坚决革新”等一批社会运动，他们打出“还资源于人民”、“ 保护环境、造福子孙”的口号，一方面横加干预和影响矿业企业的生产经营，经常举行集会游行，大造舆论；另一方面呼吁政府修改“偏向外国投资者利益”的《矿产法》，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而面对新的国际形势，蒙古国作为人口稀少、资源丰富的内陆国家，也已经明确将矿产资源开发列为经济发展的优先领域之一，在经济发展中加强了对矿产开发的倚重。

而原矿产法使大部分矿权“花落”私人矿主手中，政府无法施加任何影响。例如，加拿大公司获得了储量达45吨黄金的宝罗金矿开采权，根据法律与政府签订了稳定经营合同，即享受5年免税5年减半的优惠政策，而公司投入年产8吨的设备，在免税期内即可开采完毕，最终蒙古国将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。

因此，“民族资源主义”得到了蒙古政府和人民的认可，成为新《矿产法》出台的间接原因。

蒙古从1993年开始发放矿产勘探和开采特别许可，截至目前，共向企业、机构、公民发放勘探特别许可10，497份，开采特别许可1，541份。

其中，目前仍有效的勘探特别许可4，551份，开采特别许可1，037份。而外国公民、公司占勘探特别许可持有者的20%，外国公司占开采特别许可持有者的31%。在发放矿产许可初期，正值蒙古大力推行私有化改革，有许多矿权均流落到私人手中，加上缺乏有效的管理，矿权囤积和炒作随之升温。

矿产许可黑市交易频繁，欺诈炒作案件时有发生。一边是“矿产属于国家所有”的法律规定，一边是宪法应该保护私有财产（包括矿产特别许可）的规定，使蒙古政府对矿产资源开发的管理面临失控的危险。

十多年的实践证明，矿权的争夺和许可证的倒卖并没有切实推动蒙古国的矿产资源开发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也很有限，矿产资源开发的混乱局面亟须整顿和规范。可以说，新矿产法的出台是对以往矿业发展政策彻底反思的结果，也是蒙古现实形势的需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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